信号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王雍君：立足稳中求进 财税改革当总揽新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提出了2014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作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第一年，2014年将会有哪些改革举措付诸实施，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哪些新信息？就此，记者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   

       王雍君指出，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2014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同时将保障粮食安全、调整产业结构、防控地方债务风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改善民生和提高对外开放，锁定为明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这是继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实施《决定》之后，党的决策高层为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而开启的新局。新局明显地体现了一以贯之的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工作基调和理念，旨在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贯性的同时，推动《决定》对新一轮改革所做的顶层设计尽快付诸实施，这正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造改革红利、启动新的增长动力源之前提条件。如何妥善应对改革红利消失和新的增长动力不明朗这两大挑战，正考验着执政者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施政能力。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了初步答卷。其中的每项任务，都直接涉及重大而艰巨的改革。   

       他认为，会议释放出的主流改革信号，就是在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战略基调下，以财税改革统揽新局。在六项任务所涉及的所有相关改革中，财税改革的份量最重。其中，防控地方债务风险和改善民生，本身就是财税改革的重要目标和组成部分。其他四项任务，则与财税改革密不可分。没有财税改革的支撑，这些任务将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真正落到实处。以此言之，会议对明年启动新局所作的战略部署，与《决定》关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之论述，在理念和思路上高度契合。   

       王雍君指出，关于财税改革的部分，会议提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主要包括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完善促进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调整支出结构、厉行节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扩大营改增试点行业，以及防控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其中，会议对债务风险防控问题的专门论述，可圈之点之处最为突出，凸现出在新局中的特殊重要性。逻辑上可以解读，如若不能及时和有效管控日益累积起来的地方债务风险，新局的所有任务和相关改革，都很可能劳而无功。   

       他谈到，会议对地方债务风险管控开具的两剂药方，切中现行债务管理体制之软肋。其一，以全口径预算管理作为实现源头控制的突破口和制高点。全口径预算的本质在于确保政府预算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多年来，由于政府债务在预算程序中严重缺位—债务举借和偿付均不遵循法定预算程序，特别是脱离正常的预算申报、审查、批准和执行控制程序，预算报告中也只是呈现出支离破碎的债务信息，以至预算程序无法有效约束和引导政府债务行为，这是导致债务规模日益膨胀、风险不断累积的关键原因。   

       其二，将债务纳入政绩考核，强调省区市要对本地区的地方债务负责。王雍君谈到，现行党政官员问责制存在不少明显的缺陷，而债务问责的缺失极大地助长了“管借不管还”的冒险行为。直到今天，“谁应对债务膨胀和风险累积负责”的问题，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以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王雍君指出，充分落实会议对防控与化解债务风险所作的决定，需要尽快推动10项相关的制度建设：   

       新增债务必须在预算准备和编制阶段申报，并经本级人大审查和批准，预算执行阶段原则上不得出台新增债务的政策；预算报告中须明确列示预算年度决定举借的债务和偿付的债务本息；中央政府尽快颁布实施全国和省级辖区的债务总额控制规则，比如债务余额不得超过GDP的某个百分比（各省应有区别）；中央政府应明确规定所有1年期以上的政府债务资金，必须用于投资，不得用于经常性开支；中央、省级辖区、地市级辖区和县级辖区，应尽快建立对下的4级债务预警系统；各级政府应尽快编制和定期披露政府债务报告，包括债务存量、增量、类别、偿付以及量化的债务风险信息；尽快研究制定《地方债务管理法》；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稳各自的债务责任，上级政府不得向下级政府发出错误的（兜底）信号以避免道德风险；将债务问责纳入党政官员的问责机制中；推动政府债券市场和债券评级机构建设，逐步加强对政府债务的市场约束。   

      信号二：对DGP认识更加深化着力纠正不正确的政绩导向   

       汪三贵：区域协调发展要与针对性扶贫有机统一   

       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提出了2014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会议指出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将是明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之一。就此，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他认为，区域协调发展和扶贫要有机统一起来，区域增长的同时需要更加有针对性地进行扶贫。   

       会议指出，完善并创新区域政策，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扎扎实实打好扶贫攻坚战。汪三贵认为，当前区域发展确实需要完善和创新一些政策。目前，面临着两个比较重要的挑战。一是区域开发规划规划已经做完，规划资金量很大，但是落实起来并不是很理想，资金能不能落实，地方债能否承担，地方上没有底。第二，我国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跨行政区的，扶贫发展中具体怎么协调，没有很好解决，需要进一步探索落实。   

       汪三贵认为，从扶贫的角度看，区域协调发展与扶贫需要有机统一，区域发展如果项目很大，实行不是很细，很多项目只是促进区域发展，扶贫的作用非常有限，贫困人口受益有限。以前的专项扶贫到现在的连片特困区，有些项目不是针对贫困人口的，只能通过间接带动贫困人口，但是带动作用有限，有些项目，需要地方政府配套投资，资金落不到实处，项目实施可能缩减规模或者需要农户出钱，贫困家庭通常参加不了，所以，区域开发和真正扶贫怎么有机统一，政策需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对真正的贫困户，要有针对性的项目。   

       汪三贵指出，区域总体发展，必须要有更有针对性的帮助穷人，这次会议提出来，将其放在了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是还需要一系列的具体措施。“真正帮助穷人是很难的，贫困县取消GDP考核，有利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但是，这只是激励问题，还需要很多具体措施，更加有针对性的扶贫”，汪三贵说。   

       信号三：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曾业松：强调“粮食安全”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做铺垫   

       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提出了2014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作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第一年，2014年将会有哪些改革举措付诸实施，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哪些新信息？记者专访了三农经济研究专家、中央党校研究室巡视员曾业松。   

       曾业松指出，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部署，强调了改革的整体性和有效性。所谓整体性，就是将改革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所谓有效性，就是以改革促发展，促方式转变，促结构调整，促民生调整。   

       曾业松谈到，本次会议前所未有地把“粮食安全”放在了首要地位，并且务实地提出了五大战略举措。他指出，贯彻这一战略方针，要做到“五个坚持”或者“五个不能”。首先是“立足国内基本自给”的方针不能动摇；其次，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原则不能改变；第三个是适当“利用市场平衡需求”的战略不能放弃。由于我国自然条件的客观限制，所以通过进口粮食，可以缓解我国环境对粮食发展的约束。   

       第四点体现在强化食品安全管理的努力不能放松，本次会议提到要“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因此我们的努力不能放松。最后一点，保障粮食安全的思维不能僵化。我们过去强调保证粮食安全，要保护好耕地红线。但面临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人口发展的需求，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以改革的精神来实施粮食安全的战略。   

       最后，他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应该做好“三个大”：科技兴农要有大突破，粮食生产不足的时候要依靠科技的进步；农业资源利用要有大视野，因为我国农业资源种类非常多，要做到农地、山地、林地的开发，突破思维限制；农业生产方式要有大变革，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模式日益多样，向着更加规模化的方向发展，农业向着多附加值的产业发展类型发展。总的来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粮食安全的问题的部署，为之后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做了铺垫，提出了指导思想。   

       信号四：产业结构调整双管齐下   

       李义平：转方式调结构关乎中国经济能否“由大到强”   

       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提出了2014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作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第一年，2014年将会有哪些改革举措付诸实施，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哪些新信息？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   

       李义平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明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结合起来，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上下工夫，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他谈到，明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首当其冲的就是保证粮食安全。粮食是一个特殊的商品，保障粮食安全必须靠自己。我们要有危机意识，现在农业是经济发展的短边，一些地方政府近似于疯狂的圈地，卖地，可以种粮食的土地越来越少，种粮食的农民越来越少。一些资本进入农村后也改变了农民土地的用途，要明确地方政府在保护耕地方面的责任，并且加以切实追究。不能把发展等同于卖地，把城镇化等同于圈地盖房子。招商引资是用我们不能移动的土地，子孙万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换人家可以移动的技术、资本，要算账，不能为了政绩，为了眼前的利益，给所招项目以特别有利的优惠，不能为了招商引资什么都不顾。   

       他指出，转方式调结构很重要，涉及到中国经济能不能升级，能不能持续发展，能不能由大到强。问题是转了很长时间了，效果不太明显。我们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结合起来，切实打破地方保护，建立统一的、有效的市场，让市场淘汰落后。调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是创新，形成新的产业和新的增长点。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必须创造环境，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企业能不能成为创新的主体，关键在于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   

       李义平认为，地方债问题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地方政府约束软化，像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存在着盲目扩张的问题，只享受盲目扩张带来的好处，很难为盲目扩张造成的损失负责。很多债投向了没有质量，没有效益，难以回收的项目。应当明确，把本来七八十年后应当办的事放在眼前来办，就是资源浪费。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政绩和升迁，借债搞亮点工程，片面追求GDP。中央提出纠正片面用GDP衡量干部的标准，加强对地方债的审计都是十分准确及时的。   

       最后，他指出，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地方政府不能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等于让政府直接上项目，办企业，政府可以创造环境、把投资上项目的问题交给企业。一般情况下政府也不能给优惠政策，优惠政策会扭曲市场价格，传递错误信息，破坏市场机制。 

       信号五：积极防控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刘尚希：防控地方债务风险 亟需建立规范的投融资体系 

       会议指出，要着力防控债务风险，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此，记者专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他认为，地方债务问题忽视不得，要有效防控，需建立一套规范的、风险可控的投融资体系。   

       刘尚希分析，地方债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一方面与金融关联，地方债如果出现风险会波及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地方债与地方财政有关系，如果地方债出现风险，地方经济受到影响，地方财政能力削弱会，这样债务可能会向上转移变成中央的债务。因此，“地方债横向会影响金融，纵向会影响中央，这个问题忽视不得”，刘尚希说。   

       刘尚希指出，地方发展不可能不借债。不借债可能会影响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基础设施融资问题也难以解决。但也不能说完全放开借债，要根据实际建设需要和经济发展水平控制好债务规模。如何有效防控地方债务风险？刘尚希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目前的地方投融资机制是缺位的，尽管有一些投融资平台，但是不够规范。要对这些平台进行整合治理，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地方规范的、风险可控的投融资机制是首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投融资机制的建立，防控风险的目标可能落空，无法实现。   

       此外，刘尚希还指出，地方政府责任定位要清楚，地方是一个整体概念，省级应该有辖区债务风险的监控，建立地方省市县投融资机制，才可能真正防控债务风险，此外，还应把现有债务分门别类进行清理。   

       信号六：全面深化改革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唐任伍：“保底线、突重点、建制度”为民生建设定调   

       作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第一年，2014年将会有哪些改革举措付诸实施，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哪些新信息？就此，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唐任伍。   

       唐任伍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4年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周密部署，稳中求进是总基调，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是基本思路，民生保障和改善仍然是 2014年六大经济工作的重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将改善民生作为第一要务，倾听人民呼声，响应人民期待，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2014年的民生保障和改善的原则是保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   

       他谈到，保住底线是民生制度改革的基础。所谓保住底线，一是全体居民收入能够得到提高，让老百姓能够分享到改革发展成果；二是要把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让更多的人能够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让“饭碗”多起来，尤其是2014年又面临700多万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还有化解产能过剩中出现的下岗人员需要再就业，就业工作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民生底线的保障问题，因此，要加大改革力度，创造宽松的就业环境，为居民自主创业降低门槛，为千千万万的创业者和就业者创造机会。三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让千千万万居民的荷包鼓起来。四是创新扶贫机制，加大扶贫力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贫困地区的水、路、电等具有先导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支持。   

       唐任伍强调，突出重点是民生保障的关键。民生保障和改善一定要突出重点，瞄准那些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和主要领域，满足老百姓的期盼。这些重点，就是要实现老百姓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困有所助、灾有所帮等等方面，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老百姓构建起一个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尤其重要的是努力解决好住房问题，加大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做好棚户区改造，让老百姓的“忧居”变“宜居”；加大环境治理和保护生态的工作力度、投资力度、政策力度，让老百姓能喝到清洁的水，呼吸道清洁的空气，享受到阳光、绿色，免受雾霾、沙尘的困扰，提升幸福指数。   

      他认为，完善制度是完善民生的保证。保障和改善民生，让老百姓从基本温饱到营养健身，从遮风避雨到宜居环保，从先富起来到共赴小康。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判断标准也越来越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因此，必须要有制度的保障，才能使民生保障和改善呈现良性循环。因此，要建立起一整套防止阶层固化、创造机会公平、教育公平的制度保障体系，破除二元体制，打破利益板结，缩小贫富差距，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制度，让保障和改善民生真正落到实处。   

       最后，唐教授谈到，舆论引导是民生保障的支撑。民生保障和改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一定要通过新闻媒体等各种舆论工具进行正确引导，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民生观，建设起一种良好的民生心态。要让全体国民懂得，民生保障和改善必须与国情及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急于求成、操之过急，要避免一些领导人以改善民生为幌子，搞不切实际的许诺和政绩工程来博取选票的机会主义行为，要吸取欧洲一些国家的高福利陷阱的教训。